周梦晗

卡巴斯基吧【韩锡璋悦读茶坊】《丹麦为什么不腐败》、《铜板是中国人真正的朋友》-韩锡璋悦读茶坊

【韩锡璋悦读茶坊】《丹麦为什么不腐败》、《铜板是中国人真正的朋友》-韩锡璋悦读茶坊
丹麦为什么不腐败

“童话之国”丹麦，一个清廉之风扑面的美丽的北欧国家。它的廉政建设举世公认，腐败现象趋向于零，几近绝迹。
多年来，丹麦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上常常名列第一、第二。2009年得9.3分紧追新西兰列第二，2010年同样得9.3分与新西兰并列第一，2011年得9.4分又是紧随新西兰之后列第二。丹麦的清廉是一贯的，也是整体性的，其清廉程度与不少国家相比可谓遥遥领先。
那么，丹麦有怎样的“秘方”使整个国家如此清廉？
系统的教育和平等的理念
丹麦政府非常重视平等理念，以及道德、廉洁和法制教育，并通过制度设计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而减少贫富差距，遏制贪腐。对此，“全球商务反腐门户”丹麦分公司首席执行官、著名反腐专家延斯·贝特尔森和丹麦外交部下属的“国家反跨国行贿”机构负责人卡尔·克里斯蒂安·汉赛尔巴赫都深有同感，他们认为，政府的教育是成功的。
这些教育，就是为了使道德观念、廉洁和法制意识深植国民心中。在丹麦，道德教育、廉洁教育和法制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对公务员，则更加重视廉政教育，年轻学生大学毕业初入公务员系统，培训便接二连三，以使他们明了“腐败”的界限。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说爱鼠绘，在丹麦，反腐败是一个“内置的”概念，体现在生长环境、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等众多领域，“因为有良好的（道德、廉洁、法制）教育、可以信赖的政府、好的私营部门，因此我们不需要做像贪污腐败这种危险的、复杂的事情”。
同时，政府还相当重视企业人员的廉洁教育，每年都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培训企业员工，加深他们对腐败的认识，并教他们如何应对腐败环境。因此，丹麦企业都非常遵守制度和规则。
丹麦华商总会主席林燕标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在丹麦，任何事情都是按照规章制度来办，如果你琢磨着走后门或者送礼，反而会导致你的事情办不成。因为丹麦人会这样考虑：‘你为什么要送礼，是不是你本身有问题，所以才想到用送礼这种方式’，于是他们反而会加长审核时间。”
这种思维逻辑与国民公平、平等的理念息息相关。丹麦有句谚语，叫做“不要认为你有什么特殊—你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当然，这样的价值观，源于丹麦的文化和宗教传统。裴德盛认为，丹麦没有要去腐败的理念和观念，民众都觉得，没有腐败才是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现象。他甚至将之强调为丹麦的“幸运”，“在历史传统上，我们也没有腐败问题。我们的文化不相信贿赂、敲诈和腐败。”同样“幸运”的是，丹麦像其他北欧国家一样，没有经过政教合一的历史时期，教派主要是欧洲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路德宗，旧教的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对其影响稀少，教义崇尚的是诚实可靠，不能生发非分之想、期望非分之财。
这样的理念必然催生与此相应的体制，突出地表现在财富分配上，丹麦拥有世界上最公平的收入和财产分配制度，以高额税收作为重新分配收入和财产的手段，确保社会的公平公正，并以此实现高福利。因此，丹麦的社会福利体系保证了国民都能拥有相对高的生活水准，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谋生型腐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高福利大大压缩了腐败的边际收益。
当然，生活高水准得益于50多年时间里，丹麦“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丹麦统计局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佐藤堇，丹麦的人均GDP高达59955美元。
系统的教育和平等的理念，再加上特有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很大程度上有效遏制和减少了人们对金钱的欲望。也可以这么说，在这种平等的社会中，腐败很难滋生。
健康的机体和完善的制度
丹麦当然并没有躺在“幸运”里“无为而治”，就像重视教育一样，国家同样十分重视廉政制度建设，且制度设计防微杜渐，颇有预见性。
自然，廉政制度是孕育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之中的，这就犹如只有母亲健康，婴儿发育才良好。丹麦之所以有良好的廉政制度，就缘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健康。
丹麦的政治以及行政，崇尚公开透明，这是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则。
政党政治十分透明，法律规范了政党筹款制度，实行按照得票的数量对政党进行补贴的政策，个人向候选人捐款有明确限额并向社会公开。同时，拥有公开的现代公务员制度，占职位少数的政务官通过选举由党派轮流充任，占职位多数的事务官由考试录用，不受政务官更迭的影响。行政的公开，主要体现在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务运行公开。此外，每年发布预算白皮书，每位公民都能看到所有公共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
同时，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使政府部门难有设租寻租的机会。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相当少，行政审批项目非常有限，公共服务实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制度，即资源配置充分市场化荆棘花园。即使政府在必要时对经济进行干预，也不是以垄断者的身份出现，而是扮演与私营部门同样的竞争者角色。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孕育的廉政制度，也就十分“强健”。
健全的法制，也是丹麦廉政制度的厚实基石。
裴德盛认为，一个社会对抗腐败的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拥有一个建立在宪法基础之上的运作良好的司法体系。他介绍说，丹麦的这个体系的根基建立于1849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这部使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宪法，对权力进行了分割，促成了独立的司法机构的建立并对立法和行政进行监督，从而为构建有效的反腐败机制打下基础。
丹麦的法院实行三级管理制度，最高法院法官由国王或女王任命。此外，还设有专门法庭，像特别诉讼法庭、海事法庭、仲裁法庭、商业法庭以及宗教法庭等。检察机构虽隶属司法部，但最高检察院检察官同样由国王或女王任命。
贝特尔森说，丹麦对腐败有明确的定义，且有严格的法律条款和监督机制防止腐败发生。刑法不仅对受贿，还对行贿进行了严格规定，2000年又把犯罪范围扩大到行贿外国官员。裴德盛介绍说，在反政府腐败和商业腐败方面，丹麦2008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对行贿行为进一步作了明确，规定企业若出于商业目的为政府官员安排旅行、特殊服务以及赠送礼品，都属犯罪行为，即便被对方拒绝亦视为犯罪。
完善的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也是丹麦建设清廉社会的一项制度设计。税务部门负责统计国内全体公司和个人的财产，并对其经济价值作出评估，这样，税务部门对政治人物和公务人员的财产状况也了如指掌。所有人都必须如实申报。裴德盛说，住房、财产、土地都是经过所有者注册的，相关部门不会允许任何瞒报的事情发生。尤其是在当今电子信息时代，要想隐瞒某处财产、土地或其他资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使得官员想要获取任何便利或得到区别对待都非常困难胡琴情缘。”
丹麦的调查官制度也独具特色。这项1955年推出的制度，旨在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保证民众免受政府部门的不公正待遇。由议会选出并直接对议会负责的调查官，专门听取公民对政府部门工作过失的意见，调查官员的舞弊事件，处理公务员的过失行为等。这一制度有效减少了官员的腐败现象。
趋零的案件和幸福的国民
制度当然需要具体的内容“附丽”，不然，徒具“骨架”，还是不实用，且没有实效。丹麦规定严格的廉政制度都十分具体，真正做到了不弃点滴，哪怕是最细枝末节的制度规定。
为防止官员公私不分，政府各部门、议会、军队等均设有专职的管理人员，负责替出差人员通过旅行社预订旅馆和机票，如果目的地是偏远国家，旅行社无法从丹麦预订，出差官员才可以自行解决。同时，出差人员只能乘坐公共汽车，如果出差地没有公交车辆，才可乘坐出租车。对官方代表团出访经过第三国也有严格限制，规定不能在没有公务活动的国家过夜，除非当天没有返程的交通工具。
而且，除了首相、副首相、议会主席、各部大臣外，其他官员的乘车、乘船，包括住房标准全都一样。
裴德盛介绍，丹麦制定了很多规定和政策告诉人们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公务员绝对不可以私用公款，不管额度多少，接受多小额度的贿赂都是犯罪。“超标”享受同样不被允许，即使是在各种政府聚会或宴请中，也不准提供香烟或雪茄。
当然，规定能得到严格执行，有赖于打造了一套完善的监督体系。
丹麦的监督，有议会监督、政党监督、专门机构监督，还有强大的媒体监督。同时，丹麦人普遍认为反腐败不仅仅是议会、政府和司法的事，更是全社会的事，社会团体和民众都有很强的监督意识。
正因为制度严密，监督严厉，丹麦官员就像裴德盛所说的“基本不敢趟入腐败浑水”。他和他的同事甚至回忆不出这些年来丹麦发生过什么腐败案件。当然，腐败趋于零并不是说彻底绝迹。最近一次具有轰动性的腐败案发生在2002年，时任哥本哈根市法鲁姆区区长彼得·布里克斯托夫特挪用公款用于个人吃喝，媒体曝光后成为一大丑闻，布里克斯托夫特最终锒铛入狱。近几年内还有一个案子是，有人为提前拿到驾驶证，给承办警官送钱，东窗事发后行贿受贿两方都被绳之以法。
这两个案子涉及的数额都非常小，比如警官收受的是500克朗（约合555元人民币），在别的国家很可能被认为是“不值挂齿”的一桩小事。然而，在对腐败“零容忍”的丹麦，仍然无法容忍，必须严惩。
贝特尔森认为，在丹麦，无论你任职于公共还是私人机构司康饼，想要浑水摸鱼，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家甚至还有禁止国内公司在海外实施商务行贿的《零容忍政策》，政府会派遣专门的咨询人员驻扎海外，帮助丹麦公司避开违法行为。因此，透明国际称丹麦是“积极实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反行贿公约》的范例”。
确实，社会整体的清廉，成了国民幸福的保证。荷兰鹿特丹大学“世界幸福数据库”和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起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均显示，在过去20多年间，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都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居民，丹麦民众尤为突出。盖洛普的一份“国民生活满意度”调查显示，2005年至2009年，在全球155个国家中，丹麦当选为“最幸福国家”；经合组织2011年10月发布的一份“生活质量”调查报告也显示，丹麦民众的“生活满意度”排名第一。经合组织经济学家尤斯蒂娜·菲舍尔说：“丹麦是居民相互信任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国民安享幸福，是制度最大的成功，自然，丹麦的廉政制度功不可没。这些可以被从容拷贝的制度或许不能称之为“秘方”，贵在欲效法者结合国情，“对症下药”，且能戮力推行。
来源：2012年11月8日《太原法院文化周刊》C8版
铜板是中国人真正的朋友
麦高温
长期陷于债务之中是许多中国人的生活大事。很多人一生似乎都和债务相伴，负债是他们的自然状态。他们生而负债，长大了负债，举债上学，举债结婚，在离开世界的最后时刻也没有脱离债务的阴影。
中国人似乎一点也不因为负债而感到沮丧。全国至少有五分之三的人陷于债务关系之中。负债就像从过去流传下来的风气，存在于每个家庭之中，并且在帝国每个城市和乡村的大街小巷占据了永恒的位置。所以，债务就像祖先遗留给后代的传家宝之一。没有人为负债感到羞耻。在中国想要隐瞒自己的收支情况是很困难的，每个人都知道邻居家的经济状况。负债风气在中国根深蒂固，导致人们非常草率地借款贷款，等他们开始意识到危险的时候早就已经陷入债务关系之中了。
我举个例子，某个人要操办儿子的婚礼。这是一件开销很大的事情。他要支付给新娘家庭嫁妆，为了维持自己家庭的“面子”还要举办婚宴。为了满足婚礼所需要的开支，所有这些都需要金钱做支撑。但他恰恰没有钱。现在问题出现了：钱从哪来？这位父亲可能已经深陷债务之中了。如果要一个英国人借钱履行职责的话，他会思虑再三。中国人不同。婚礼必须举行，婚宴必须操办。许多人，甚至有很多和结婚的人家并没有太大关系的人，都会受到盛情邀请。这些人会将他吃穷、喝穷。而这位父亲丝毫不考虑债务问题，会出去四处借贷，为了所谓的“面子”花费本应该节约下来的一大笔钱。
中国人在这方面让人难以琢磨。他们常常被叫做“守财奴”，恨不得把一个铜板掰成两半来花。在中国，人们会为了一个铜板争的面红耳赤，似乎能节约一个铜板就是天大的事。为了六个铜板就能长期争吵，不可开交。英国人会为了几个先令而争执，但不会为了几个铜板而争吵。一个先令在中国人看来是相当巨大的金额，相当于五百个铜板的价值，足可以让一户中等人家过上两三天安逸的生活了。虽然每个铜板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大事，但是一旦遇到诸如结婚或者其他事关家庭“面子”的事情，他们就会大把大把地花钱，连美元都不计较了——美元相当于一千个铜板的价值曼尼普尔邦，仿佛每个人都是有英格兰银行做支撑的英国富豪一样。道姑妙妙
婚礼结束后一个月，参加过婚礼的每个人都盛赞婚礼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真是给家族“长脸”。债主们催债的脚步也马上到了。这个父亲很可能没有能力偿还债务，请求宽限一个月，并且保证到时候连同本金和两个月的利息一并奉上。这个条件很优厚，但却只是一系列欠债和催债斗争的开始。随着日子的推延，利息会越来越高，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金额，比最初借的本金都要高出许多，让负债者压力越来越重。如果利息能够按时支付，那么事情就会平稳发展下去。如果他的资金出现缺口，既不能归还本金又不能按时支付利息，那就可能出现激烈的冲突。为了摆脱债主无休止的纠缠，他就不得不从其他人那里借来钱还清之前的债务。

中国的放债人并不像英国的放债人那样是特殊阶层穆立楠。对中国人来说，只有他手里有多余的钱，那就可以借给别人。比如有个女佣人从薪水中省吃俭用节约了一个美元，卡巴斯基吧她就会马上找机会把这一美元给借出去。一个卖苦力的凑足了三美元的钱，也会把他借给正好缺钱的邻居。整个中国都在一个巨大的借贷状态中，很大一部分中国人每天思考的最实际的问题就是：如何付给债主尽可能少的利息？
中国人都是很精明的商人，通晓金钱的增值能力。他们从不会把钱藏在橱柜里或者长袜里，觉得那么做愚蠢至极。富豪更是那么认为。银行业在中国不发达，人们也不习惯把钱交给银行，更愿意把钱借给有需要的农民或者邻居，觉得这么做更加安全、收益更高——借贷者的土地和房屋就是保证，他们一旦还不起债务就要将土地和房屋抵押个债主。如果借贷双方缺乏信任，利息会很高。如果能提供一流的安全担保，利息会是百分之十二。这是相当低的利息了，因为双方都觉得没什么风险，才执行低利率。如果放款的安全得不到保证，利息可能会飙升到百分之三十六。
穷苦人家如果换不起债务，下场就会很悲惨。债务的重压很大程度上会转嫁到年幼的孩子身上。为了满足债主的追索，穷人家常常被迫卖掉自家的孩子，以便保全自己的家庭和祖先留下来的赖以为生的一小块土地。举个例子，一个人有四五岁大的儿子。面对债主的逼债，他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可以抵押还债了。债主就直截了当的指着他的儿子，建议他用儿子来摆脱困境，“卖掉儿子，你就可以还清欠我的钱，还能获得一笔钱重新生活。”
夜幕开始降临，村庄被黑暗所笼罩。父母挚爱的小家伙安静地睡着了，进入美妙的梦乡。他的父亲和母亲正在为生活的艰辛造成的悲剧而苦恼。可恶的债主一心要榨干自己的钱财，丝毫没有可怜的意思。为了挽救这个家庭，父母只能卖掉儿子。第二天清晨，父亲骗着儿子说要带他去几英里外的城市玩，看看风光。母亲最后一次看着儿子，心都快要碎了。孩子感受到了母亲的情绪，抱着母亲不愿意离去。但是父亲继续骗他说要带他去看好看的东西，买漂亮的礼物回来送给母亲。怀着对大城市的浪漫想象，孩子笑着离开了家，虽然他的眼眶还垂着泪滴。
到了城里以后，小孩子离开进入一个童话仙境，看到了重来没有见过的商铺。玩具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他的父亲带他进入了一间金碧辉煌的大房子，但是里面的人却不像家人那样友好。没有一个人脸上挂着像父母每次注视自己那样的温柔和蔼。他紧紧跟在父亲后面，很奇怪为什么要在这个房屋里待这么久。一个男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写些什么东西，不时还大声读出来。小孩子不知道这支笔在纸上挥舞着，正在锻造通向未知家庭的镣铐，同时割断了他和亲生父母的血肉联系。
小孩的父亲最后签字确认这桩交易。大约价值七英镑的钱交到父亲手上，而这份藐视神明的文件就被放到安全的地方保存起来。
为了安抚小家伙罗宏杰，父亲骗他说自己离开一会儿，让儿子一定要乖，一会儿自己就回来带他回家见妈妈去。小孩子刚开始目不转睛的盯着大门口看，每一声临近的脚步都会让他跃跃欲试。但是母亲关注的目光再也不会出现了，小孩子内心快乐的梦想也破碎了。
这不是我虚构的故事，而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男孩子比因为同样原因卖掉的女孩子要幸运一点。男孩子会被当做继承人卖掉，通常会卖到一个好一点的人家，过上他在家中不曾想到的生活。但是女孩子会被当作奴隶卖来卖去，失去人身自由。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她，他可以好好待她，也可以让她生活悲惨，还可以随时把她卖给别人。在交易完成、拿到钱财的那一刻起，她的父母便失去了对儿女的一切权利。女孩子就像被卖掉的一头驴或一匹马，完全成了买主的财产。
另外一种非常普遍的借钱方式就是典当。这是那些只想借一笔小钱急用的，更加贫穷的人们才采用的方法。他们除了衣服或者家具等东西外，拿不出其他有效的保证来。典当在中国普遍存在，不仅是在大城市，就是在偏僻乡村也有踪迹。当铺通常由一些有影响力的富裕人家开办，只有他们才能应付官府的欺诈和强盗的攻击。
当一民中国当铺商人可不是轻松的事情。本地官员到处虎视眈眈寻找可以敛财自肥的方法，把目光投向当铺，就像在天空盘旋觅食的猎鹰一样。街坊中卑鄙贪婪的小人也把目光集中在当铺里藏着的金银财宝上。党官府执法严格的时候，没有人会来捣乱。但是一旦出现执法不严的情况，那些烟鬼、赌徒和流氓痞子就会闻风而动，纠集五六十人，在某一天夜里抢劫当铺。
为了应对危险，当铺都显得非常坚固，防御的像城堡一样。当铺只有一个入口，当铺主体由大块刚硬的花岗岩制成，大门则由厚厚的木板制成，用重重的铁锁锁着，里面还用巨大的门栓栓住。另外，还储存了相当数量的军火，用来应付匪徒的围攻。即便是当铺防守如此严密，匪徒们还是能够杀死看守，钻入当铺，抢劫走金银财宝，挥霍好几个月。
除了这些影响力大、财力雄厚的大当铺外，每个城市还有一些资本很少的小当铺。他们向着那些大当铺不接待的更贫穷的人们提供典当。社会最底层的贫民们，拿着他们的破烂，通常是穿破的衣服，来换取几个铜板艰难度日。
典当的利率一般是百分之二，如果典当是皮毛制品，利率会升到每月百分之三，因为皮毛的风险很大，不容易长期保存，如果等到发霉了主人还不来赎回，拿到市场上又卖不出去海啸录音机，当铺就亏了。在大当铺，典当品赎回的期限是三年零四个月，逾期不赎回的当铺有权出售。为了防止典当品受潮霉变，当铺要按照惯例在抵押期间将当品定期拿出来晒晒太阳。如果当铺疏忽，没有这么做导致典当品霉变，典当者有权要求当铺赔偿。
在小当铺，典当品的赎回期限通常不超过四个月。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典当铺都是些什么东西。它们十分破旧染上了尘土和油垢，如果在货架上保存的时间过长就可能变质，变得一文不值。
大当铺还做放贷的业务，虽然这不是业主。乡村的店铺借钱给贫困的农民，后者一直缺钱。它们代表着中国人最普遍的不幸，他们知道如果自己不付出难以想象的痛苦是偿还不清贷款的。利息则根据田地的收成来计算。售后的时候，当铺会派人到田地里，拿走部分粮食或者番薯，似乎这些东西原本就是当铺的。借款人必须首先把收成用来偿还当铺的利息，农民们满怀泪水和忧虑，痛苦地站在一旁看着当铺把全家人赖以生存的大部分收成拿走，似乎已经感受到了饥饿的到来。
如果收成比较好，那么农民的痛苦会少一些。但是如果因为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欠收，农民们的命运就非常悲惨了。但是这一点都不会软化当铺老板。他们不管收成如何，严格照章办事。当铺的账本和每一次金钱交易中都不会出现温情脉脉的情形。

出现干旱、饥荒、水灾，老百姓陷入困境的时候，中国富人对穷人表现的冷酷无情。他们的行为往往让在中国的英国人感到震惊。每到这时，英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手伸入口袋，掏钱救济灾民。但中国的富人绝不会有如此慈悲的行为。他们自己家里堆满了粮食，而外面正有数以百计的人因为饥饿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就是不愿意拿出哪怕一粒粮食来。他们要趁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绝不会把粮食白白捐给到处哭喊着寻找粮食的灾民们，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要做那种荒唐的事情。
有钱人经常对穷人做出无情无义的事来。尤其是那些当铺老板们，完全将人类善良的天性抛到脑后，毫无顾忌地榨取不义之财。我举个例子：
一个寡妇有一小块田地。她从当铺典当了一笔钱，说好以田地收成来支付利息。不幸的是，当年收成并不好，，寡妇发现如果当铺收走作为利息的那部分收成的话，剩下来的粮食根本不足以支撑她和孩子活到明年。她非常担心，不希望孩子们挨饿，因此必须留下一些粮食。于是，她偷偷藏了一些稻谷，但是当铺老板很快就发现了寡妇藏的粮食。于是，一场悲剧开始了，给寡妇和当铺老板都带来了灾难。当铺老板强硬的要拿走粮食，寡妇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再也无法忍受悲惨的现实，自杀了。寡妇的亲属立刻向官府控告当铺老板逼死人命，要求他赔偿由此带来的损失。当铺老板也愿意花钱来解决这件人命案。
新的因素这时候干预了进来，那就是官府的老爷。他早就想在当铺上榨取油水，现在机会来了。他假装对当铺的行径暴跳如雷，痛斥当铺无法无天，宣传当铺老板将一个柔弱的寡妇逼上死路，简直丧尽天良。这家当铺必须被树立为反面典型，让其他人引以为戒，同时要对老板施以最严厉的惩罚。结果徐铭泽，当铺老板被官府反日老爷和爪牙们榨干了每一滴油水，最后破产了，当铺也没了。
民间又传说，当铺老板遭到的惩罚并没有结束。两三年后，他儿子突然发疯了，不就又抱病身亡。人们相信这是那个死亡的寡妇的冤魂来索命了。她不紧要报复逼死她的当铺老板，连他儿子也不放过。
邻近的一个放贷的富翁听到死讯后，受到极大震动，马上通知借他钱的人说，免去大家欠的贷款利息。他这么做决不是良心发现，而是担心落得和前面那位当铺老板一样的下场。他害怕那些生前受到过他严酷敲诈的冤魂报复自己和家人，因此施加恩惠亡羊补牢，希望那些冤魂能放过自己赵晨飞。
中国的标准流通货币是银两，一两银子相当于一盎司白银的重量。各种账簿和商品交易的行为都是以银两为计量单位的。没有其他货币可以取代银两，但是银两很重，拿着它旅行四方的人必须到钱庄兑换成现金，可以切下期中的一块来，钱庄的伙计会根据它的重量付给相同价值的现金。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购买小额商品的时候，银两就用不上。对中国绝大多数人而言，银两是很陌生的。因此政府发行了铜钱，作为官府唯一承认的铸币。铜钱的大小和英国的先令差不多，中间有一个方形的孔。每百枚穿成一串，十铜钱就相当一美元，或者相当于两个先令的价值。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铜板的价值多微小。
在中国的外国人觉得不论是银两还是铜钱，交易起来都很不方便。于是贝尔菲戈尔，墨西哥元就被引入中国，保留银两的同时将墨西哥元作为辅助 货币进行流通。然而，墨西哥元和银两之间存在着换算关系，墨西哥元只在外国人聚集的地方和对外贸易发达的地方才使用。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真正的流通货币是铜钱。银两是贵族们才用的货币，数额巨大的交易才用银两来计算，比如国家征税、巨额账目和土地买卖等。在重大的政治交易中，涉及数以百万计的银两，大家只接受银两。在中国的股市交易中，资本市场的变动也是用银两表示的。
相对的，铜钱就是平民货币了。它是穷人的朋友，乞丐口袋里总会装着几个铜钱。从来不梦想拥有银两的苦力们在付出一天的辛苦劳动之后，渴望得到的也就是两百个铜钱。一个熟练技术工人一天能挣三百个铜钱，然后把钱交给妻子作为日常的家庭开支。他的妻子会很高兴丈夫能交给自己这么多的收入凝视山羊的人。
一个男子来到市场上，炫耀般地在肩膀上挂着一串铜钱。他似乎是暗示自己是来买东西的，要那些摊贩子小心伺候着。他用五十个铜钱买了一磅大米，十铜钱买了一磅土豆，一百二十个铜钱买了一磅鱼。他还用五十个铜板买了足够全家人吃的蔬菜，其中一些蔬菜非常新鲜，刚刚从农夫的田地里摘出来，有的则散发着一股特殊的气味，好像是在某个黑暗潮湿的地方储藏过。也许今天他要和全家人欢庆一场，所以他用三百五十个铜板麦克一只鸡，用十六个铜板打了一升酒。他需要一些蛋糕，就买了一些一个铜钱一个的普通蛋糕和五个铜钱一个的中间夹有蜜饯的蛋糕。他好给孩子们买了一个铜钱一个的好吃的脆太妃糖作饭后点心。他用六十个铜钱买了六个橘子和一个菠萝。买够了这些庆祝的用品后，他的肩膀上还有几百个铜钱。他还能在市场上转悠，买些别的东西。
从根本上说，铜钱是穷人的货币，总是和那些与贫困做斗争的、买不起东西的、生活困难的人为伍。铜钱不能大量储存，因此注定成不了贵族货币。人们携带少量的铜钱还可以，但是数额巨大就会感到它们是沉重的负担，你会希望能换成美元或银两。可是如果你拥有银两或者美元，你在中国就不是穷人了。如果一个人要做一次奢华的长途旅行，计划携带价值五十磅的铜钱作为盘缠，那么他就不得不顾一头驴来驮这些铜钱，同时还有顾两名带枪的镖师来防备强盗抢劫。所以肯定不会有人这么做马素贞。他会把银两藏在衣服里，需要用时再把银两换成现金。在中国，铜钱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是重要的流通货币，对穷人来说尤其如此。铜钱总和穷人为伍，是穷人真正的朋友，为穷人换来生活必需品。
作者简介
麦高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60年来华，先后在上海、厦门传教。他精通汉学，著有《中华帝国史》《厦门方言英汉字典》《华南写实》《华南生活见闻》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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