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晗访古|死亡阴影笼罩的魏晋风流;“诗佛”王维是大唐第一软骨头!-停云风雅

    周梦晗访古|死亡阴影笼罩的魏晋风流;“诗佛”王维是大唐第一软骨头!-停云风雅

    周梦晗
    死亡阴影笼罩的魏晋风流
    于溯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
    要身后名,这是生人看死;要即时酒,这是死人看生。生和死,是观察世界的两个基本角度,可是自古来能生观者多,能死观者少,死的视角只属于那些熟悉死亡的人——他们若非亲眼见证过死亡,就是有过濒死经历,总之是被死亡体验颠覆了观察位置,从此站在人生进度条的末端,拥有了一双死亡之眼。
    死亡之眼将重估一切价值。和平年代,最频繁发生价值重估的地方大概在重症病房。病人们总爱聊,假如能出院就去游山玩水,就去浪迹江湖,就去建桥造塔,就去揽月捉鳖……千奇百怪的规划中有个共性,就是一定都背离入院前的生活常态。没有哪个病人的愿望是出院后再给上司拍一次马,除非他是神经病人。这,就是价值重估,是死亡的冲击使人换了一双眼睛,看到不一样的意义世界,于是曾经很有意义的事儿,一下子毫无价值了。
    所以死亡之眼的拥有者会把每天都当临终过,谢灵运就这样玩了一辈子,陶渊明就这样宅了一辈子,阮籍就这样喝了一辈子。你积极进取在他看是浪费生命,他的及时行乐在你看是虚掷光阴,也许偶尔你认可他孤傲清高不入俗流,可那不过是来自不同意义世界的围城式的错慕罢了。
    张翰原本是和我们活在同一个意义世界的人,他和我们一样远离故土去谋一份前程,可是走到帝国的中心,他又转身离开了。后人都说这是政治嗅觉好,能在天下大乱前及时抽身,这真是极大的误会。张翰离开的岂止是洛阳,他是彻底离开了我们所在的意义世界,而带他离开的,恰恰是洛阳,是洛阳从未止歇的死亡给张翰换上了一双死亡之眼,这双新眼看到的,只有故乡,美酒,菰菜,蓴羹和鲈鱼。
    “浮世功劳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机早,直为鲈鱼也自贤。”


    欧阳询《张翰帖》

    “但惆怅才志,身没之后无遗名。”(陆机《日重光行》)
    公元4世纪的洛阳是一个巨大的病房,张翰出院了,陆机还在苦苦挣扎。同为吴地大族,陆家和新王朝的纠葛要比张家深刻。张翰的父亲是孙吴外交官,曾奉命北上参加司马昭葬礼,不仅完成使命,还在洛阳交到了几个朋友。和张家不同,陆家是军事世家,陆逊陆抗父子名将,一直负责防御北方的魏和后来的晋,陆抗死后,诸子分掌兵马,年长的两个儿子在晋灭吴的战役中死难,对晋朝来说,这一家子算是负隅顽抗到底了。
    陆机是陆抗活下来的儿子。小伙子年轻轻就给家国巨变打乱了人生进程,一下子沉寂了十年。但是最终,陆机还是决意到敌国之都洛阳谋个发展,毕竟,不趁新王朝初建、权力格局尚不稳定之时去找找机会,等阶层固化之后,陆家就要彻彻底底边缘下去了。
    只是在这样一种家族背景的衬托下,陆机投入新王朝的姿态,看着肯定不会太优美。他是当年力主伐吴的鹰派大臣张华的坐上宾,是政声极差的外戚贾谧的小跟班,是为赵王伦准备篡位文件的嫌疑犯,是帮成都王颖夺权的急先锋。
    不过客观地说,陆机确实是北漂吴人圈中发展得最好的,在那个政坛边缘人群体里,也只有陆机可以算深度“掺和”了几下晋朝政治:比如他与修国史,处理极其敏感的开国史书写问题;比如他抛出《五等论》,在诸王混战的时代力挺宗王政治;比如他作为三省代表官员之一,把晋惠帝“拥戴”进皇家监狱金墉城;甚至,他还以河北大都督的身份直接对阵过“被”御驾亲征的晋惠帝。他那一辈子在边境线上和晋军死磕的父亲肯定想不到,自己的儿子会有直接在司马氏核心圈子里翻波搅浪的一天。
    吴人在晋谋生,都不太容易,非我族类兼以亡国之余的标签,远离乡土因而孤立无援的环境,注定了他们得信任难、被牺牲易的命运。何况逢着时令不好,别说吴人,就是有根有底的北方豪门,不一样是生如草头露。
    陆机这一路走来,曾经的领导和恩主们,杨骏、愍怀太子、贾谧、张华、赵王伦,一个个在眼前死于非命;他自己也曾险遭不测,也曾写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这样弦外有音的句子。可是走马灯一样的死亡,在他身上就从没产生过张翰那种效果。站在陆机的角度想想,或许也不难理解:他毕竟是带着沉重的家国负担来到洛阳的,断不能白沾这一水,否则,这辈子岂不成了个笑话。
    可这一水终究还是白沾了,陆机不仅死了,还死进了《世说》的《尤悔》篇: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世说新语·尤悔》)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陆机也长出了死亡之眼。《史记》上说,秦丞相李斯因遭奸人诬陷,要在咸阳市上腰斩,李斯临刑对儿子感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陆机的故事,显然是李斯的翻版。人生真是残酷,按照一种价值尺度辛苦奋斗了一辈子,临死前尺度忽然变了,却来不及去再活一次。
    在长出死亡之眼之前,我们其实都是亡命徒。


    陆机《平复帖》

    “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晋书·顾荣传》)
    曾经有个苏联笑话说,牢房里有三个犯人,聊起坐牢的原因,第一个人说:“我因为反对彼得罗夫。”第二个人说:“我因为支持彼得罗夫。”第三个人说:“我就是彼得罗夫。”欲从梗概上把握公元300年前后的洛阳政局,这个笑话是极好的辅助。当时的西晋王朝,正是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正是所谓人人纳身狂荡凶狡之中、寄命转盼不保之地,你怎么站队,倒霉的概率都差不多。
    顾荣是前孙吴丞相顾雍的孙子,他早年仕吴,赶上的皇帝孙皓也是个不好伺候的主儿,所以在来北方前就积攒了些生存经验。入晋后的顾荣表演过这么一套技巧:处境凶险就抱起酒坛子,空气松快点就放下。本以为能瞒天过海,不想这条醉酒曲线很快就给人看透——洛阳这地方,毕竟历经两朝禅代,n场夺权,活着的人都快成精了,还有什么看不透。而且那会儿王戎都发明出不慎掉进厕所的保命术了,装醉汉这种老套路,实在有点太落伍。顾荣眼见智慧储备就要透支,精神状况濒临崩溃,知道不能再坐困死地,终于寻了个机会南下,自此一去不返。
    可是一回到南方,顾荣就判若两人了。当时在建邺(今南京市)的陈敏想割据江东,南人不服,顾荣与人定计除之,他手持羽扇,亲自上阵指挥,在朱雀桥一带的秦淮河南岸大败陈敏。陈敏的前鉴,也使踵继而来建邺的司马睿加强了团结意识,于是在体制内工作有年、又代表着南方本土势力的顾荣,成为政府和江南地方的天然联结点,得以备受拉拢。因缘际会,顾荣就这样成了助司马睿开基立业的老臣。
    顾荣对陈敏的胜利,是他功业的真正起点,可朱雀桥一战,倒总使我想到陆机。当年,陆机顿军河桥,却打不进洛阳,因而才被谗丧生。朱雀桥之于建康,正如河桥之于洛阳,从来是攻守双方拼死争夺的咽喉之地,也是很多历史名人命运的转折点。陆机的前程断送在河桥,顾荣的辉煌却始于朱雀桥,这简直就是一个历史寓言——南人的主场,终归还是在建康。可命运的讽刺性就在于,南人在老家躺着就能等来的主场作战,陆机却见不到了。
    “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1929年南京航拍照片。有学者认为朱雀桥遗址位于图片上方中华门瓮城以北的镇淮桥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世说新语·伤逝》)
    当初张翰离开洛阳,去向顾荣辞行,顾荣握着他的手,怆然发愿:“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这番话后来没兑现,张翰却也无所谓,还在顾荣的葬礼上送了一份大礼。“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像极了陆机的那句“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陆机惋惜自己,张翰惋惜顾荣,在他心中,顾荣的生命本该是用来抚琴的,他替他弹奏几曲,就是要把死去的顾荣拉进自己的队列,现在,他和他真正是在同采南山蕨、共饮三江水了。
    常人是社会调教出来的,名士是死神调教出来的。当张翰决意南下,当陆机临刑一叹,当顾荣躺在琴声里,他们才开启了各自的名士之旅。所谓魏晋风流,其实是笼罩在巨大死亡阴影下的风流,说白了,那就是活死人的行为艺术。批量产名士的时代,一定是恐怖的时代,《世说新语》好书风姿绮态,容易让人错爱中朝江左,殊不知魏晋不仅有竹林七贤,它还会把竹林七贤扔进厕所里。
    转自《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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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佛”王维是大唐第一软骨头
    高远
    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
    这两句诗摘自于王维诗《新晴野望》。照片拍摄于从辽宁到长春的高速公路上,靠山屯一带。去年冬天的雾霾天里,看这样的照片,心情格外复杂,一切尽在不言中。王维的山水诗,以清新优美见长,不过王维早年,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极其雄浑的边塞诗,意境开阔,这种风格在他的山水诗中也有闪现。

    王维,盛唐著名诗人,生于公元701年,卒于761年,祖籍今山西祁县,后搬迁至今山西运城永济市,他的父亲做过汾州司马。王维少时聪颖,善诗、书、画,15岁到长安,很快就成为文艺圈的宠儿,《新唐书》记载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17岁时,他就写有《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如此千古名作:“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确才高八斗。
    21岁时,王维中状元,官拜太乐丞,后调任济州参军,张九龄拜相后,担任右拾遗,张九龄罢相后,担任监察御史,其后奉命出塞,调任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返回长安后,王维一路升迁,官至给事中。
    安史之乱中,王维没有随玄宗一起出逃,而是在叛军安禄山政权里担任了伪职,唐军打败叛军后,王维本来应该被斩,但他的弟弟王缙平叛有功,请求削籍替兄赎罪,又据说王维曾在担任伪职期间,曾写有《凝碧池》一诗,其中有“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的句子,表达了自己对唐王朝的思念之情,因而唐肃宗便免了他的死罪,其后还让他继续做官,从太子中允,到兼迁中书舍人,终至尚书右丞,后人称王维为“王右丞”即由此而来。
    从以上王维所担任的官职来看,他的官做得不大,最大也就四品,而且基本上都是闲职,这就为王维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条件。中年以后,王维在蓝田辋川买了初唐时期诗人宋之问的一套别墅,一直到安史之乱前,他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过着半官半隐、寄情山水的生活,他开始信佛,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
    有论者说,王维之所以半官半隐,是因为奸臣李林甫当政,他的理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只能过这样的日子。此话不客观,真实情况是:王维的政治靠山张九龄失势、李林甫得势后,王维在仕途上反而一直升迁。当然,王维也没有和李林甫一党搅到一起,这也不是他们之间有什么政治理念的差别,主要是他看不惯他们,觉得气味不相投,不是一路人,他的心中当然也有失意,但不是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而是自己的朋友没有在朝中主政了,换了另外一批自己看不惯的人,所以也就索性什么都不操心了。
    王维是一个想过舒服日子的人。什么是舒服日子呢?就是在朝廷做官,领一份工资,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很好,但又没有什么太多具体的事情做,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游山玩水,吟诗作画。关于这一点,王维自己倒说得坦率,他曾这样写道:“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他甚至还曾善意嘲笑过陶渊明:“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意思是说陶渊明完全隐居是不对的,所以他就这么半官半隐着。
    王维的这种生活状态,名叫“朝隐”,意为隐于朝廷,或者叫“中隐”,这种生活是很多官场中人所向往的,同为唐朝诗人的白居易甚至专门写过《中隐》一诗以表心迹。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太好的心态,说白了就是消极怠工,浑浑噩噩混着,自己却以为清醒得不得了。
    晚年的王维,心情并不平静,没有了中年时的那份闲适,担任过伪职这一历史污点,一直折磨着他,他的诗写得少了,反而是写了多篇文章,反复说的就是自己有罪,而皇恩浩荡,自己很惭愧之类的话。他更加沉迷于佛事,甚至把辋川别墅都捐了出来当作寺院,真真是“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总之,王维是一个才华出众、聪明和性格软弱的人,他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想舒舒坦坦活着。他出生官宦之家,过惯了优越富足的日子,所以他日后也就半官半隐地生活着。他在安禄山政权里担任伪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性格软弱,不想过苦日子而已。一个寄情山水,号称心性淡泊的人,最后却会投降敌军,抗战期间,鼓吹闲适文章的周作人同样做了日本人的汉奸。清醒乎?糊涂乎?

    王维的诗,今天留存四百余首,大致可以分为边塞诗、赠别诗和山水田园诗,他在每一个类别里,都有传诵不衰的杰作。
    王维的边塞诗,大多作于他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做官之时,河西走廊、大漠风光和英雄往事,激发了他生命天性里热血的一面,早年他就写过《少年行》,“纵死也闻侠骨香”,意气风发,肝胆舒张,而他的边塞诗,基本上是他这种情怀的延续,辽阔苍茫,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便是!
    王维的赠别诗,见于他创作的每个时期,都写得真挚动人,最有名者莫过于那首《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但让王维之所以成其为王维的,却是他的山水田园诗。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大多作于他的中年和晚年,最有名的《辋川集》,就写作于他中年以后半隐于辋川的那一段时间。
    论者言及王维山水田园诗,一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来自于苏轼;一说是有禅境,王维有“诗佛”之称,一是他确实信佛了,二是他的诗里确实有一些顿悟、空寂和禅意在里面。
    笔者同意这两种论点,王维的诗,语言天然,善于造境,的确是读诗如观画,而且是那种美轮美奂的画。
    笔者对王维的田园山水诗有另外一些理解,是在比较了王维和陶渊明之后得出的。
    整体感觉是:陶渊明的诗偏暖调,读之有温暖感,而王维的诗偏冷调,读之觉得清冷。比如陶渊明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王维则说“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遍,人访荜门稀。”相比而言,陶渊明的诗里有日常生活的温度,王维的诗里则少这种内容。
    陶渊明的山水田园里,有众生的影像与声音,有他们具体的喜怒哀乐,比如他穷得没钱喝酒了,想去邻居家讨酒喝,临到门口了心又犹豫,但邻居善解人意,什么都不说就拉他坐下喝酒;而王维的诗里,更多的是自己孤独的影子,比如他这么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或者他写到了其他的人,也只是诗里的一个意象,比如他偶然遇到的“林叟”,他看到的洗衣女等等,美则美矣,但面目却是模糊的。
    即便是写自己的家,两人也大有不同,陶渊明说:“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内心有所依靠;王维却说自己的辋川别墅,只是他“好道”的一个地方,类似于修行的地方,他在这里 “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可以这么说,王维只是一个远远地打量风景的人,陶渊明则时不时走进了风景里,与风景融为了一体。拿摄影作比,王维是一个拉长焦拍照的人,陶渊明则是先架好相机,然后走进了镜头里,把自己和风景和其他人拍了进去。
    归根究底,在于陶渊明本身后来成为了一位劳动者,他之所谓隐居,是真正回到地里干活去了,王维呢,他是有闲阶层,不是劳动者,田园生活的旁观者而已。比较一下两人的以下两首诗,就能看明白。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 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王维的《渭川田家》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同样写的是农家劳动,所不同的是,陶渊明笔下“带月荷锄归”的农夫,就是他自己,王维所写的“荷锄至”的田夫,是他所看见并观察的对象,所以两者的情境是不一样的。细细体味,陶诗里有一种劳动者特有的内心的平和,王诗虽然也写了劳动,写得也好,但充其量只是旁观者的一声喝彩,所以他羡慕并“怅然”。
    陶渊明和王维,是中国古代山水诗最杰出的代表诗人,以上对比并不是要分清楚两个人水平的高低,实际上他们在艺术性上很难分出高低,都写得那么好,无可挑剔。笔者在此仅仅谈的是一个最直观的阅读感受。如果更深入探讨的话,陶渊明温暖的笔触之下,也是带有幻想的,真实的农民的生活也不是他所说的那么美好,一个常年干活的农民巴不得不干活去当官呢,所以陶渊明的诗也是有所粉饰的,他毕竟也做过士大夫,思维也仍然是士大夫式的。王维的山水诗更多的是表现了在官场上摔过跟头的失意士大夫绝望的一面,仕途混得不咋样,就去山水里找找人生的意义。

    王维和杜甫是同一个时代的诗人,两人没有过多交往,但应该打过照面,因为王维是岐王的座上宾,而杜甫也曾在岐王府里混过生活,他赠诗给名歌手李龟年的诗便是明证:“岐王宅里寻常见”。安史之乱后,杜甫闻听皇帝宽恕王维之罪后,还写诗遥遥表示了安慰。
    现在看来,两人同是唐代杰出的诗人,但在当时,两人的境遇可谓天差地别。王维少年得意,衣食无忧,杜甫苦苦挣扎,到处求官而不得,还经常为吃不饱饭而发愁;王维当时诗名满天下,众多诗作谱成歌曲,四处流传,是当之无愧的当红诗人,杜甫则籍籍无名,当时流行的选本几乎都没有选他。
    更意味深长的是,如果不去翻年谱,而仅仅只是读诗,根本看不出来两人同处一个时代。
    杜甫的诗,给我们描绘出的是一个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时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等等。王维的诗,反映的完全是另一番人生:“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或者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多么的恬静美好。就个人命运而言,杜甫颠沛流离一生,最终还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客死他乡,王维最终皈依佛老,安然去世,去世前还有条不紊和亲人一一道别。
    相比而言,谁反映的时代更为真实呢?
    答案是:都是很真实的,他们都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也都真实地写出了自己的生活状态,不过由于两人所处的阶层、所站的立场不同,导致了反映出的时代景象并不一样,把他们的诗对比来读,才能更全面的看清一个时代,或者可以这么说:有杜甫,就一定会有王维,反之亦然。
    杜甫,包括前文所提过的陶渊明,他们虽然做过几天官,但总的来说,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要他们是真实的写作者,他们的诗歌就必然会反映出更广阔的现实,必然会带有更强的人民性。王维一直生活在上流社会,迷信佛老,对民间疾苦没有杜甫那么感同身受,所以他的诗歌反映的现实相对狭窄,更多偏向于个人趣味。
    这样的例子,每个时代都有,拿现代文学史来说,日寇步步紧逼的时候,鲁迅一直硬扛着,他的胞弟周作人后来不就投降了么?国破家亡了,不是既有艾青、田间这种唱起战歌的诗人,也有梁实秋这样的雅舍文人么?当然,也有先是沉浸于个人趣味,后来走向宽阔的诗人,比如戴望舒,早年他是曲调优美的“雨巷诗人”,晚年由于身陷日军大牢,转而写出了“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样激烈反抗的杰作。
    即便是面对同一个公共事件,杜甫和王维所写也是不一样的。唐军收复洛阳后,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这么写的: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唐军收复失地,王维重新做回唐朝的官,他的心情是复杂微妙的,在《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这首诗里,他只是如实写了文武百官如战乱前一样正常早朝的情形: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后来他又变得意兴萧索,还是想寄情山水,做一名隐士,逃避他所经历的一切,比如这首《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
    寒更传晓箭,清镜览衰颜。
    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
    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
    借问袁安舍,翛然尚闭关。
    对比战乱后杜甫和王维以上这几首诗作,可以看出,杜甫由于身处朝野之外,没有参与具体的政治活动,所以他一直还保持着理想主义者的激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他才会“涕泪满衣裳”,才会“漫卷诗书喜欲狂”。王维则不同,他刚刚经历了一次政治上的灾难,虽然死罪免了,但心中惶恐,也还有愧,作为与杜甫不同的局内人,他也对现实政治看得更为真切,所以他的诗作则要冷静得多,意境也是萧索的。

    王维是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的诗人,当然这首先是因为他的诗作有极高的艺术水准,而且朗朗上口,利于传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诗,非常真实地写出了官场中闲适或者失意官员的心声,王维那种半官半隐的生活,的确很让人向往,谁都想不干活就拿钱,然后有充分时间去经营自己的爱好。他那些人生不得意就纵情山水、在山水间寻找人生意义的诗作,描绘得如此美轮美奂,更是在很大程度上给了失意官员或者文人以慰藉,让他们不致于绝望,让他们为自己的软弱或者在现实中的无能无力找到了体面的借口,潜台词就是:既然别人都那么活,更确切地说,既然王维都那么活,我当然也可以那么活。
    中国古代诗歌很重要的一个传承渠道就是士大夫阶层,失意的士大夫承继了王维的诗歌传统,那些还没有经历太多现实磨难、正在奋进中的士大夫承继了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传统。当然这么说有一刀切的嫌疑,因为人是很复杂的,有得意奋进的时候,也有失意消沉的时候,这大概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接受他们的原因吧。

    王维留下了美轮美奂的山水诗,写作这篇文章的初始动机是按照王维诗歌中的意境去摄影以及寻找相关的摄影作品。但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中国古诗中的山水更多是一种心里的意境,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物,即便是面对着“清泉石上流”的真实场景,用相机拍下来也难以呈现那种意境。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这两句诗摘自于王维诗《山居秋暝》。王维这两句诗的意境实在空灵,这是中国古代诗歌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汉语之美,尽显无遗。
    斜光照墟落, 穷巷牛羊归
    这两句诗摘自于王维诗《渭川田家》。王维写于千年前的情景,我们今天依旧看到了。仅从艺术创作角度来看,写实,是极为重要的,历史重现,与现实重叠,恍兮惚兮。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这句诗摘自于王维诗《山居秋暝》。是眼前景象,今人摄影术很难表达出原诗的那种唯美意象,但此中也是有诗意的。
    转自《休闲读品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