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晗

搞笑动漫日和【雨花视角】刘小龙：《明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史相”与“史实”之间-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雨花视角】刘小龙：《明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史相”与“史实”之间-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Historical writing of theImperial Examination of China in A Chronicle of the Ming Dynasty:Historical records vs historical facts
【摘要】科举是《明实录》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实录文本中的科举呈现出多样史相，比如皇帝是科举运行的主角、一些重要科举史事的缺失、科举是历史人物书写不厌其烦的素材。这些史相与史实之间存在着某些距离与关联，究其原因则主要是实录实际编修群体的科举出身构成情况使然。实录实际编修群体出身科举者超过84．38%，科举的洗礼促使他们在修史过程中努力凸显“吾皇”的英明伟大，践行了儒家伦理思想、尤其是忠君思想; 魂牵梦萦的科举情结则是他们笔下科举荣耀图景的重要驱动力。此外，政治态势也影响着史官们对科举的历史书写。要之，《明实录》书写的科举是一幅虚实相交的历史图景，他属于史实、历史文本、史家意识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案例。
【关键词】《明实录》; 科举情结; 历史书写; 撰述意图
《明实录》是我国现存最早且基本完整的实录书系，它以史料的丰富性、原始性，被誉为“明代史料的渊薮”，其对于明史、史学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学界历来重视《明实录》的研究，并结出了累累硕果。近来年，《明实录》研究不断走向“精细化”，比如有学者致力于某一部特定实录研究; 又如引入新的研究范式“历史书写”，探讨《明实录》对朱元璋、建文帝、刘基、王竑、刘珝等诸多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仅就“历史书写”取径而言，《明实录》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其中，典章制度的历史书写即为薄弱环节之一。在明代诸多典章制度中，科举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对象: 其一，他在传统社会中占据着枢纽地位，沟通着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家族与个人等诸多层面，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二，《明实录》编修人员大多具有科举经历，他们书写的科举无形中成为了史家意识、历史文本、史实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案例。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明实录》为分析文本、科举的历史书写为切入点，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明实录》编修群体的科举出身情况如何? 《明实录》科举史料的概况与记载内容文本呈现出怎样的史相?史实与史相之间的距离与关联如何?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史相? 要之，明代科举、实录文本中的科举、科举出身的史官情感倾向三者之间究竟构成了怎样的关系?
在展开具体的讨论之前，需要对本文所言的《明实录》指向做一个简要说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整理的《明实录》，不仅含有太祖到熹宗的十三朝实录，而且也包括了《明宗皇帝实录》《崇祯实录》《崇祯长编》(崇祯三种实录) 。在进行史学史研究时，有必要将二者区分开来、再加以考察，因为他们各自体现的修史意识已经大相径庭了。十三朝实录是明代官方修纂，具有当代史性质，他们反映的史家价值取向、时代特色洋溢着天朝上国的气魄; 崇祯三种实录是清初或私家或明史馆编修，似有前代史性质，其意涵更多的是明亡清兴、国亡史存的情怀。历史书写研究强调历史文献的形成、性格与执笔意图，故而《明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研究也就需要将十三朝实录与崇祯三种实录分别予以考察。基于上述思考，本文所言的《明实录》只指十三朝实录，而不包括崇祯三种实录。
一、科举情结: 《明实录》编修群体的科举出身
唐高宗时中书令薛元超曾感慨: “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可见，传统社会士宦阶层非常看重自身能否科举中第、编修国史，以至于位极人臣、富贵及身的薛元超将他们视为生平莫大的遗憾。这引出一个有趣的话题，明代仕宦们有多少人既出身科举又参修了国史呢? 实录在明代始终维持了其“国史”的地位，意谓着在当时编修实录亦即修国史。以故，前述话题可转化为《明实录》编修群体的科举出身讨论。明代是中国科举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高度重视科举，科举具有重要影响的时代，即科举时代。科举在大多数文人的生命之中无疑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考察《明实录》编修群体的科举出身情况，将有助于理解《明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
《明实录》的顺利编修，需要下列人员的分工合作，监修、总裁、副总裁、纂修官、稽考参对官、催纂官、誊录官、收掌文籍官，裱褙匠、军校、办事吏，等等。其中，总裁负责制定实录编纂体例、取舍实录书写内容、删润副总裁提交的成稿; 副总裁参与讨论体例、取舍、删润事宜; 纂修官是直接动手修纂的主要力量。可知，总裁、副总裁、纂修官共同主导着《明实录》文本的形成、文本的样态，他们组成了“国史”实际的编修群体。由是之故，本文也主要是考察《明实录》总裁、副总裁、纂修官的科举出身情况。迄今为止，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五章考索钩沉出的明代列朝实录纂修人员名录，应是相关研究最为详实、最为可信的成果希捷固件门。然而，著述旨趣的不同，谢氏并没有考究《明实录》实际编修群体的科举出身情况。笔者以谢氏成果为基础、参以《明代进士登科录》《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等科举文献，逐一考证和统计了《明实录》实际编修群体的科举出身情况，并制表如下(见表1) 。
关于上表，需要作以下补充说明: 其一，《明太祖实录》在建文朝修定、永乐朝又两次修改，流传至今的文本无疑是初修、改修综合的结果，也就是说，三大编修群体均留有修撰成果在今天的文本中，所以有必要考察三大编修群体各自的科举出身情况; 相反，《明光宗实录》只有初修本流传下来，改修者也不可能有相关成果保留其中，故而未曾探讨改修者的科举出身情况; 而《献皇帝实录》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录，加之已经失传，也就更没有必要对其编修群体的科举出身情况进行考索了。其二，在明实录的实际编修群体中，一些人曾多次参与不同实录的编修，比如建文二年进士杨荣曾5 次参与实录编修(三次修太祖实录、太宗与仁宗实录编修、宣宗实录编修) ，因此统计的单位使用“人次”; 实录编修人员除了总裁、副总裁、纂修官三类实际编修者，尚有其他一些辅修人员，因此将考察对象总数称之为“样本总数”。其三，《明太宗实录》《明英宗实录》《明宪宗实录》等实际编修者中，除了“纂修”，还有名为“纂修兼考校”“纂修兼校正”“纂修兼参对”者，本文也将其纳入考察范围。其四，笔者的考察既是再次逐一确认他们编修实录的身份，也努力弄清楚他们步入官方的途径(荐举、学校、科举) ，并在此基础上一一精确科举出身者的中式科年及功名(举人、进士) 。其五，由于资料的缺失，一些编修人员进入官方的途径已经无从考知，上表提供的考察情况还只是一些初步统计数据，也仅能在相对程度上说明有关问题。
从表1 可以看出: 在《明实录》实际编修群体中，科举出身者的比重较大，且其演变的总体趋势是逐渐增加。以时间为轴线，太祖实录初修、二修时(建文时期到永乐元年1403) 吃人爸妈，科举出身的编修人员在数量上几乎没有任何优势; 太祖实录三修到英宗实录编修的时期内(永乐时期到成化初年) ，科举出身的编修人员在数量上已经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之后，除却孝宗、神宗两部实录之外，实录的实际编修人员几乎全是科举出身者。郭培贵指出太祖到太宗时期是明代科举的创制阶段、仁宗到英宗后期为明代科举的发展阶段、宪宗以后明代科举步入了成熟与鼎盛阶段。可见，明代科举的发展是《明实录》实际编修群体中科举出身者比重增加的直接原因。从最终的统计结果来看，科举出身者占实际编修群体总数的百分比为84. 38%，可以说绝大多数实际编修者都经历了科举。
那么，这一情况会对《明实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国有三不祥? 笔者认为实际编修群体的科举出身构成至少会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作用。
首先，大多数实际编修人员出身于科举，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明实录》的编修质量。科举选拔出的人物可能参杂了某些水平一般者，甚至可能会出现误认“何况”为人名、既没有真才实学又无生活常识的迂腐鄙陋之人，但是总体而言他们多为才智之士在考察明清两代进士的时空分布之后，沈登苗也得出类似结论: “进士中的绝多大数并非‘不学无术’、‘平庸低能’之辈。可以断言，没有相当的知识和学问是难以金榜题名的”。国外学者亦常发出肯定进士才智的言论，“许多进士变成了能干的行政官员，而且他们在永乐朝和以后朝代中在保持文官政府总的品质和稳定上起着主要作用”。不唯如此，经由科举入仕的官员也大多具有一定的史学素养，因为考试科目“本经”与“论”都与史学关联甚重: 《五经》中的《春秋》是分量较大的考试教材，历来被视为“大经”，而《春秋》实则为史书; “论”的体裁往往以史论为重。因此，在修史方面，科举出身者能够展现出卓越史家的风范，比如万历年间官修本朝纪传体正史的倡议者、组织者陈于陛(嘉靖三十八年进士) ，又如兼具史学实践与史学理论成就的王世贞(嘉靖二十六年进士) ，再如总裁《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万历《大明会典》的张居正(嘉靖二十六年进士) 。具体到实录编修，研究者也肯定了实际编修群体中科举出身者“擅写文章，颇具文才”的积极作用。因此，科举出身者在《明实录》实际编修群体中比重的攀升，对于确保文本的编修质量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共同的科举经历塑造了史官们的群体意识，为科举的历史书写注入了情感倾向的因素。仅就入仕途径而言，科举成为了《明实录》实际编修群体的共同经历。在求学应举的岁月中，他们都对科举充满了非常强烈的追求激情邪帝囚妃，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为之努力拼搏。中式后，他们又念念不忘于昔日醉心科举的心路历程。入仕之后，官场中又充满着座主、门生、同年等借诸科举而形成的利益关系网络。有学者认为，“至迟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已形成一个以师生、同年关系为核心的制度化或准制度化的人际网络”。“以师友为纽带”是晚明一个个政治派系形成的基础之一，而这种“师友”关系又多是在科举生涯中结缔而成的，这无疑是前述利益关系网络的极佳注脚。总之，科举是他们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终生影响力的情结之一。另外，科举灌输的儒家伦理思想，尤其是忠君思想，已经悄然融入了他们的意识之中。这些都构成了他们的群体意识，这种情感倾向往往会在编修史书、尤其是书写科举时产生潜移默化的渗透效应。这一点将在后文的论述中得到印证。
二、历史书写: 《明实录》叙事中的科举
(一) 《明实录》科举史料概貌
科举是明代历朝实录记载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科举史料分散于实录各处，以故，欲探讨《明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一条一条地辑录出文本中的科举史料。虽然科举史料这一概念经常被研究者提及，却少有论著对他进行界定。本文将科举史料界定为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行历史的史料，具体言之，指记载科举考试制度、过程、内容、结果及相关人物、事件的史料。以此为标准，笔者从《明实录》中辑录出科举史料3681 条，其在历朝实录的分布情况如下(见表2) 。
需要说明的是，表2 呈现的辑录情况仍旧只是一些不足的统计数据。主观上说，虽然前文已经对科举史料做了界定，但是科举史料与教育、铨选等史料往往交织在一起，如何做到恰如其分的区分，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所以笔者的辑录难免存在不精确之处。客观原因则是笔者以一己之力在2760卷、1600 余万字的文本中进行辑录，不可避免地会遗漏一些史料。纵使主客观条件有所限制，但是《明实录》大部分科举史料的辑录，已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文本形成过程中的种种历史图景、文本本身展现的科举面貌等情况了。
审视辑录的科举史料，不难看出《明实录》对科举的记载是多方面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明代科举的五级考试体系及其相关事宜、历史人物的科举生涯; 可以说实录对明代科举诸多事项均有涉及，只是详略程度存在差异。这一点也将在后文的论述中得到印证。
(二) 《明实录》呈现的科举史相举隅
《明实录》为我们描绘了彼时科举的历史图景，当然历史文本呈现出的这些史相同样具有多面性，笔者认为《明实录》叙事中的科举至少存在如下一些史相。
1. 史相之一，明代皇帝是科举运行中的主角。除却人物传记之外，《明实录》科举史料几乎都可以看到当朝皇帝的身影，这一现象成为了史相之一的重要表征。科举诏令等本是以皇帝的名义颁布，在此类史料中记录皇帝的言行，自是无需多言。
在其他一些科举史料中，也很容易发现皇帝在诸多科举事件中的存在。《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四年二月) 壬申，中书省奏会试中式举人俞友仁等一百二十名。”表面上看，似乎这一记载皇帝并未参与，但是稍加审视即可看出端倪，中书省官员“奏”的对象是谁? 显然，接受中书省“奏”的主体是明太祖朱元璋。《明宣宗实录》也有类似情形，“(宣德七年二月) 己亥，顺天府奏:‘本府乡试额取举人五十人，乃与江西解额同。切缘京师监学，天下人才所聚刘炳国，各处儒士亦有就试者。乞如南京应天府额取举人八十人，庶广进贤之路沉睡的森林。’从之。”这条史料记载的是顺天府官员奏请增加乡试解额，结尾处“从之”的裁决者无疑是明宣宗朱瞻基。《明武宗实录》亦不乏此类史料:“(正德六年三月) 甲子，以廷试天下举人，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杨廷和，……大理寺卿张纶充读卷官。廷和以子慎预试，请回避。不允。”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既能任命大学士杨廷和为殿试读卷官，又能做到“不允”杨氏婉拒此任命者，当然只能是当朝皇帝明武宗朱厚照。上述例证中，关涉的各位皇帝均可被视为当事者某一方。只是《明实录》为了叙事简练，在关乎皇帝言行时，经常省略了主语。
其实，即便皇帝不是当事者任何一方，我们也照样会发现皇帝在这些科举事件中的身影。《明英宗实录》云: “(天顺二年六月) 丙寅，应天府府尹王弼奏: ‘明年秋开科取士，供给费用，计价银不下三千余两。旧例，止令上元、江宁二县供应。二县连年水旱灾伤，难于措办。乞依顺天府事例，量分派附近府州，以苏民困。’礼部覆奏: ‘宜令本府属县并苏、松、常、镇四府办用。’从之。”可见，此事件的当事双方为应天府府尹与主管文科举的最高机构——礼部，前者乞请改变应天府独立承担南直隶乡试费用的现状、将天顺三年乡试费用分派到附近府州，后者的处理意见是应天府属县和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共同承担明年的乡试费用。然而，句尾以“从之”二字呈现了与本事件并无直接关系的明英宗朱祁镇之身影。《明孝宗实录》言: “(弘治七年十月) 戊午，贵州守臣奏: ‘本布政司生员旧于云南布政司乡试，其试录止名《云南乡试录》，所取举人名数通四十五名。今请于本处开科，以免合试; 增解额，以激士心。’礼部议: ‘谓旧制不可改，止拟改试录为《云贵乡试录》及稍增解额名数。’上从之。”结合相关研究可知，这条史料记载的是贵州地方官(巡抚邓廷瓒) 争取本省独立开科、增加解额的首次努力，礼部有限地满足了贵州巡抚邓廷瓒的请求——改乡试录名称、增加解额，但是以“旧制不可改”为由拒绝了贵州独立开科的请求。贵州地方官与礼部无疑是此次科举事件的当事者，但是末尾“上从之”一语同样彰显了与这一事件本无直接关联的明孝宗朱佑樘之存在。《明神宗实录》称: “(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癸卯) 甘肃巡抚祁伯裕奏:‘臣属河东五道、河西五道，周环六千余里，材官所出，前巡按御史董廷策巡历河西，议开河西武闱。已蒙旨每科另额取武举三十名，遵行一次已而。巡历河东，彼中武士，乞同河西一体应试，且临、巩两郡均系院属委，宜并入一闱，改设武闱于巩昌，仍以三十名为额，一切供用十道均摊。’兵部以为合试便。从之。”在这一事件中，甘肃巡抚祁伯裕奏请河东、河西两处武举合试一地“武闱于巩昌”，而当时主管武举的最高衙门——兵部也对此做出了处理意见“以为合试便”。显然，当事双方分别是甘肃巡抚祁伯裕和兵部相关官员，所探讨的议题是武举乡试事宜。易言之，这一科举事件与皇帝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然而，文末“从之”二字又让我们看到了彼时大明帝国最高统治者明神宗朱翊钧的身影。
诸如上述例证的科举史料，《明实录》还有很多，难以一一列举。总之，《明实录》的科举史料(除人物传记外) ，无论是科举诏令，还是皇帝作为当事者某一方的科举史料，或是与皇帝没有直接关系的科举记载中电28所，都几乎充斥着当朝皇帝的身影，仿佛当朝皇帝参与了众多的科举活动网大为。
2. 史相之二，一些重要科举史事的缺失。今本明代十三朝实录叙事的时间跨度实际上包括了太祖、建文帝、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15 朝史事，其中仁宗、光宗在位时间短促，没有开科考试，今本实录中缺乏相关记载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一个奇怪现象的是建文元年(1399) 八月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十四省直均举行了乡试，建文二年(1400) 二月举行了会试、同年三月举行了殿试，这些重要的科举史事在《明实录》中均没有正面的直接记载，笔者仅见《明太宗实录》记述胡广生平履历时有所提及，“(永乐十六年五月)丁巳，文渊阁大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胡广卒。广，字光大，吉安吉水人。建文庚辰进士第一，赐名靖，永乐中敕复旧名。”在前代科举层级的基础之上，明代科举形成了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选拔的五级考试体系。虽然《明实录》对明代科举各级考试及其相关事宜均有所涉及，但是他们各自的清晰程度却不啻霄壤。关于此类问题的讨论，本文将通过下列史料予于展开。
(成化二年二月) 庚子，礼部尚书姚夔奏:“三月初一日殿试贡士，合请读卷并执事官。”上命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文，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彭时，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翱，太子少保户部尚书马昂，兵部尚书王复，刑部尚书陆瑜，都察院左都御史李秉，通政使司通政使张文质，大理寺卿王概，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吴节，翰林院学士柯潜为读卷官，余执事如例。
成化二年三月壬寅朔，上御奉天殿，策试举人章懋等三百五十人。制曰: “朕惟古昔帝王之为治也，其道亦多端矣。然而有纲焉，有目焉，必大纲正而万目举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纲固无不正矣，不知万目亦尽举欤? 三代之隆，其法寖备，宜乎大纲正而万目举也，可历指其实而言欤? 说者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宋大纲亦正、万目未尽举，不知未正者何纲? 未举者何目? 与已正已举之纲目可得而悉言欤? 我祖宗之为治也，大纲无不正、万目无不举，固无异于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详言欤? 朕嗣承大统，夙夜惓惓，惟欲正大纲而举万目，使人伦明于上、风俗厚于下，百姓富庶而无失所之忧，四夷宾服而无梗化之患。薄海内外，熙然泰和，可以增光祖宗，可以匹休帝王，果何行而可必有其要? 诸士子学以待用，其于古今治道讲之熟矣，请明著于篇，毋泛毋略，朕将亲览焉。”
(成化二年三月) 癸卯，上御文华殿，读卷官以举人所对策优等者进读三卷，御笔批定其次第，各官及诸执事官皆宴赉有差。
(成化二年三月) 甲辰，上御谨身殿拆卷填榜。出御奉天殿，传制唱名，赐罗伦等三人为第一甲进士及第，季琮等九十八人为第二甲进士出身，刘烜等二百五十八人为第三甲同进士出身，其百官朝服侍班。及出榜，称庆致辞，悉如旧仪行。
(成化二年三月) 乙巳，赐进士宴于礼部，搞笑动漫日和命太保会昌侯孙继宗侍宴。
(成化二年三月) 丙午，赐状元罗伦朝服冠带，诸进士宝钞各五锭。
(成化二年三月) 丁未，状元罗伦率诸进士上表谢恩。
(成化二年三月) 戊申，状元率诸进士诣国子监文庙，行释菜礼。是日，礼部请命工部于国子监立石题名。上命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陈文撰记。
(成化二年三月) 乙卯，授第一甲进士罗伦为翰林院修撰，程敏政、金简为编修。…… (除选拔庶吉士者之外) 其余进士分各衙门办事。
上述史料记载了成化二年(1466) 丙戌科殿试的运行情况。诚然，之于82 科殿试的记载，明十三朝实录并没有科科都涉及殿试的所有程序，但是综合每科殿试诸环节的书写(以上引9 条史料为例) ，明代殿试运行的基本概貌已经呈现出来:选任殿试读卷官与执事官、殿试时间、地点、与试人数、制策全文、批阅对策、御定鼎甲进士及中式人数、赐恩荣宴、赐新科进士朝服银钞、新科进士上表谢恩、释菜礼、进士题名碑与记、一甲进士即授官职、新科进士观政等环节都是清晰可见的。尤须提及的是，《明世宗实录》不吝篇幅用600 余字详细记载了殿试的礼仪程式，包括了策题案与备试桌的放置、与试考生的服饰与序立、文武百官的服饰与侍立、考生与百官分别向皇帝行礼、散题; 黄榜的放置、殿试阅卷的场所、读卷官并执事官行礼、拆卷、填榜、尚宝司官用宝、执事官整束黄榜、长安左门外张挂黄榜; 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的序立、百官侍立、考生与百官分别向皇帝行礼、鸿胪寺官接表授内侍官捧进等具体内容。不难看出，殿试及其相关事宜是《明实录》对科举书写的重点内容。相比之下，《明实录》对科考、乡试、会试、庶吉士选拔等考试的书写却薄弱很多，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撮合连缀出他们各自运行实态的流程，更遑论他们各自的礼仪程式了。换言之，在《明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之中，科考、乡试、会试、庶吉士选拔四级考试运行中的一些重要史事缺失了。
3. 史相之三，科举是历史人物书写不厌其烦的素材。
在历史人物去世时、或朝廷给历史人物赠谥号与赠官时、或是历史人物结束政治生命时，《明实录》往往会相机切入这一历史人物的“传记”，这类史料的总字数达到了整个《明实录》的十六分之一。一般而言，只要传主有过科举经历，不管他是否中式，人物传记中都会给予记载，只是未中式者案例少于成功者罢了。不唯如此樱花的眼泪，如果传主担任过科举考官或其亲属有科举经历者，那么这些素材也都将被纳入人物传记的书写之中。
其一，传主未曾考取科举功名，其举业往事也被作为素材进行记叙。《明太祖实录》记述元末明初张铁冠时，言及其早年的科举经历“少应进士举，不第”; 同书卷77 对礼部侍郎曾鲁做盖棺定论之时，也记载了其科举生涯，“(洪武五年十二月) 壬辰，礼部侍郎曾鲁卒。鲁，字得之，临江新淦人。幼聪敏，记讼过人。元末举进士，不第”; 征士梁寅“世业农，家贫能自力于学，由是通六经之旨”，不幸的是梁氏“累举于乡，不第”，最终放弃了科举“遂弃不复念”。卒于正德年间的致仕太常寺少卿潘辰也是“幼习儒业，屡举不第”，终究没有考取科举功名。
其二，传主取得了科举功名，这段经历更是其履历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比如《明英宗实录》就将乡试经历和“举人”功名作为彼时大理寺少卿致仕李奎履历的书写内容之一，“奎，字文曜，江西弋阳县人。以举人中乙榜任湖广黔阳教谕”;同书卷296 也有类似情形，“(天顺二年冬十月庚申) 詹事府少詹事刘铉卒。铉，字宗器，直隶长洲县人。自少肆力问学，以楷书征入翰林，中顺天府乡试，寻授中书舍人。……尝奉命教庶吉士读书……”。明朝前期重臣“三杨”之一的杨荣去世时，《明英宗实录》详细记载了其科举旅程，“(正统五年秋七月壬寅) 少师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卒。荣，字勉仁，福建建安县人，初名子荣。由诸生乡试第一，会试第三，廷对赐进士出身”。弘治时期南京工部右侍郎黄孔昭的履历书写时，不仅记载了其中式的科年及功名“为科举业，举天顺四年进士”，而且提及了黄氏选择科举为人生努力方向的转变历程“为人处事多深刻，始不就科举，本欲取时名，后虽就科举，人惟识其初名，而知其事者则疑焉”。同样，《明武宗实录》描绘了一代名臣李东阳令人称羡的举业历程，“四岁能作径尺大书。景皇召见，抱置膝上且试之书，赐果及钞。六岁、八岁两召见，试对偶、讲书大义; 称旨，赐皆如初玲珑变。命肄业京学，年十六举乡试、十八登进士，改翰林庶吉士”; 相反，同书卷176 则呈现了时任南京吏部右侍郎的罗玘之坎坷科举经历，“自为诸生时，博极群书，为文奇崛。试于乡屡不利，乃援入粟例，游国学。丘浚时为祭酒，季试得玘所作，大加称赏，名动一时。成化丙午遂为顺天解首，明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另外，武举经历在《明实录》人物书写中也具有同样的效应。比如《明武宗实录》在缕述右军都督府管府事武定侯郭良生平时，载有“尝中武举，推理卫事”之语; 同书卷187 在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安国的传记中，亦言“正德三年武举第一，授署指挥使”云云。明廷旌表在辽东战事中殉国的张神武，《明熹宗实录》书写其生平概况也述及科举经历“万历甲辰武科(万历三十二年) 第一人”。
其三，不仅传主的科举生涯是书写的内容之一，而且其被选任为科举考官的经历、亲属的科举履历也是人物传记的组成部分。明代科举唯一“三元及第”的商辂，《明宪宗实录》对其进行书写时，不仅记载了商辂本人的科举生涯“辂，字弘载，浙江淳安县人。宣德乙卯乡试，又十年始登进士第，乡试、会试、殿试俱第一”，而且也叙述了其子的科举功名“子良臣中进士，为翰林侍讲”。《明孝宗实录》也不乏此类史料，“(弘治十二年十一月) 己未，养病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汪谐卒。谐，字伯谐，浙江仁和县人。少时冒顺天香河县籍，举京闱乡试，寻被革归。复举浙江乡试，登天顺四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其父澄举进士，为监察御史，坐法遣，戒诸子勿读书。谐既贵，弟箎亦举进士。及卒，子登荫中书舍人，举、赐皆继举进士。”可见，这一史料记载了汪氏家族三代6 位成员的科举生涯。类似情形亦见诸于《明神宗实录》的记载，在时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减惟一的传记中，史料言: “惟一，字守中，青州诸城人。嘉靖乙丑(嘉靖四十四年) 进士，……有子六人，尔劝、尔令皆起进士世其家。”与自身及亲属金榜题名一样，担任科举考官也是光荣而重要的经历，明十三朝实录也常常将传主的此类经历加以记载。比如《明宪宗实录》记载了林彬的科举经历和主试福建乡试事宜，“以举人选入翰林译字，中永乐乙未(永乐十三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正统丁卯(正统十二年) 礼部因福建请乡试考官，奏命彬往”。相比之下，“景泰甲戌(景泰五年) 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的尹直，被选任为科举考官的经历更加丰富，“同考礼部会试者再，……尝主考应天、顺天乡试，…… (成化) 二十三年主考会试……”，亦即两任主考官、两任会试同考官。出生东南文献名族的杨守阯“成化乙酉乡贡第一，试礼部久不利，戊戌乃中会试第四人任你博，廷对赐及第第二人，岩崎峰子授翰林院编”，其作为科举考官的经历同样绚丽多彩，“同考会试”升任翰林院左春坊左谕德，“主顺天乡试”(乙卯) 晋官翰林院侍读学士，“主应天乡试”后署(翰林院) 院事。上述例证固然只是《明实录》众多人物传记科举史事的“冰山一角”，但他们共同揭橥了这样一个事实: 《明实录》编修群体不厌其烦地采用科举作为人物传记的素材，一次又一次地展现了传主及其亲属的科举经历、传主担任科举考官的荣耀之事，述说着科举对于个人仕进、对于家族的特别意义。
三、撰述意图: 史相与史实距离及关联的背后动因
史相与史实之间既存在一定的距离，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关联。下文以前述《明实录》科举史料呈现的三个史相之辨析为起点，考察明代科举与实录文本中科举之间的距离及关联，并藉此试图探讨《明实录》编修群体如是书写的意图。在《明实录》科举史料中，除了人物传记之外，其他史料几乎都可以看到当朝皇帝的身影，似乎皇帝参与了众多的科举活动，颇有科举运行主角的意味。其实，无论什么考试，他们运行的主角都理应是广大的考生群体和考务工作者。科举实质上是开放报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考试，只是他最为的直接职能是选拔后备官员。易言之，科举作为一种特殊的考试，其运行的主角也应该是广大的考生群体和考务工作者，即24586 名进士、数量超过103073 的举人、千千万万终生没有博得任何科举功名的不幸士子，以及1279 次乡试、88 科会试、88 科殿试、51 科考选庶吉士、数千次科考的庞大考务工作群体。明朝的皇帝通常是殿试名义上的主考官，故而进士具有“天子门生”的说法，大多数皇帝也确实参与了殿试的某些活动，但是我们很难以此认定皇帝是明代科举运行的主角。不难看出，明代科举与实录文本中科举之间存在较大的距离。至少84. 38%的《明实录》编修人员出身于科举，入仕以后他们中一些人又曾担任各级考试的考官，他们对于科举的运行情况应该说是非常了解的。那么，他们书写的科举为何会与史实之间存在如此大的距离呢? 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一奇怪的现象呢?
解开这一谜团，可以从实录体史书的性质入手。实录体史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谢贵安曾言:“(实录体史书) 最大传主是皇帝，皇帝事迹以编年的形式贯穿全书，其众多的附传则适时插入皇帝编年中，形成了较纪传体更为紧密的君臣一体的史书形式，更加突出了皇帝的主导地位和大臣的附属地位，是唐代以来中央集权制强化的明显结果。”换言之，实录体史书的性质是彰显大传主皇帝的英明伟大，一切书写均理应为这个目标服务。《明实录》作为中国实录体史书的一种，其性质自然也是如此。 这与科举灌输的儒家伦理思想，尤其是忠君思想正好合拍，故而科举出身的史官们能够更好的践行实录体史书的性质诉求。因此，明十三朝实录编修群体在书写科举的过程之中，他们会努力塑造帝王科举主角的形象。这也能够解释另一史相: 《明实录》记载各级考试及其相关事宜时，独独钟情于殿试，描绘了殿试运行的基本面貌，而不太顾及其他各级考试运行流程是否得以比较全面书写。因为在明代科举五级考试体系中，只有殿试是需要皇帝直接参与的，其他各级考试皇帝既不可能都直接参与、也无必要性。以故，《明实录》会大书特书殿试及其相关事宜，毕竟这是树立皇帝恩泽天下士子之光辉形象的绝好素材。
其实，《明实录》在书写科举的历史之中，为了凸显皇帝的英明伟大，有时甚至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将臣下的政治智慧写成皇帝的英明决策，明仁宗会试分卷的书写即为显例。《明仁宗实录》记载: “(上) 又曰: ‘科举之士须南北兼取，南人虽善文词，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选，北人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场取士，以十分论，南士取六分，北士四分。尔等其定议各布政司名数以闻王者召唤。’”依此而言，科举分卷似乎完全是源于明仁宗的政治智慧，并且展现了他对南北士人各自特性敏锐而精准的洞察力，更加体现了他对待南北地区的公平态度。然而，杨士奇《东里集·别集》之“圣谕录卷中”却描绘出另外一番历史图景:(洪熙) 元年五月……上召士奇至奉天门……上又言: “科举弊亦须革。”臣士奇对曰: “科举须兼取南北士。”上曰: “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对曰: “自古国家兼用南北士。长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上曰: “然将如何试之?”对曰:“试卷例缄其姓名，请今后于外书‘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则南北人才皆入用矣。”上曰: “北士得进，则北方学士亦感发兴起。往年只缘北士无进用者，故怠惰成风。汝言良是。往与蹇义、夏原吉及礼部计议各处额数以闻。”议定高登榜，未上，会宫车晏驾。宣宗皇帝嗣位，遂奏准行之。
明仁宗以“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应对“科举须兼取南北士”的建议，后又发出“然将如何试之”的疑问，说明皇帝本人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南北士人各自的性格特质、也没有公平对待南北地区的态度，更没有萌生会试分卷的想法。相反，这一影响明清两代科举的卓越政治智慧出自一代名臣杨士奇。
那么，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可信呢? 如果《东里集·别集》的记载有误，该书作者杨士奇就要背负“掠君之功”的罪名，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是很严重的违制僭越，也将受到严厉的惩处。相反，杨士奇敢做如是记载，必然有事实可本; 否则，杨氏岂能视身家性命为儿戏。再者，相较于《明实录》而言，《东里集·别集》相关内容是当事人记当时事，其可信度理应更高。此外，明人李默《孤树裒谈》也作了《东里集·别集》类似记载，郎瑛《七修类稿》更是云: “余见《三朝圣谕录》载: ‘仁宗时，杨文贞公( 按: 杨士奇) 奏分南北卷，及蹇义等议定各处额数，议上，宫车晏驾，宣宗行之’”。这些无疑都证明了《东里集·别集》的可信性。这里出现一个颇值得玩味的事情，杨士奇作为编修《明仁宗实录》的首席总裁官，又是会试分卷的建议者，怎么会让实录之于此事件的记载出现如此大的失实呢? 答案当然是为了塑造明仁宗英明伟大的形象，包括杨士奇本人在内的史官们故意采用的曲笔。
除了实录体史书性质的诉求之外，政治态势也是影响《明实录》科举书写的重要因素。建文历史是明代最为敏感的政治话题，朱棣帝系关于“靖难之役”的态度影响了建文历史的书写，建文的科举史事也不能置身事外。《明实录》关于建文科举史事的缺载，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永乐帝系没有为建文朝撰修过任何实录。郭培贵率先提出“建文朝没有实录”的观点，建文史学研究的代表学者吴德义也认为“建文帝无实录”，辛勤耕耘《明实录》近三十年的谢贵安也赞同二位学者的观点，并指出“历史上，《太祖实录》后面一度还附有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共四年史事，这是隆庆至万历时补修的朱允炆建文朝的历史”，进而他推测万历十六年神宗下令将历朝实录抄写成小型御览本时，史臣在重抄《太祖实录》时，可能顺带便将建文史事抄到其后。可见，今本《明太祖实录》所附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的史事，并不是建文实录，也就不会有建文朝科举史事的书写了。建文实录缺失的根本原因是朱棣帝系对建文朝态度所营造的政治态势使然。
在实录体史书性质诉求、政治态势允许的范围之内，史官们也会借助于编修实录的机会或明确或暗中地将自己的情感倾向渗透到文本之中。在《明实录》编修群体的集体意识之中，恐怕没有哪一种情感会比科举情结更能引起大家的共鸣，毕竟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出身科举，对于科举也有着魂牵梦绕的牵挂——科举成功是他们念念不忘、终身骄傲的事情。正如辛德勇所言“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特定的经历，在著述中，往往会有意或无意的羼入一些个人的感慨，或是寄寓某种情感或者主张、认识”，故而科举情结在实录编修的过程中也发挥着类似作用: 在明十三实录的人物传记之中，充满了传主及其亲属的科举生涯、科举功名、担任科举考官的记载。一般来说《明实录》人物传记的史料来源之一即为行状，后者则是逝者亲友提交给官方的材料，并希冀行状给予传主的种种赞美能够得到“国史”认可、采纳，科举成就无疑是传主种种美誉的典范，实录文本中传主科举的多方面记载，似乎说明了史官们已然充分接受这一做法，其背后发挥作用的正是共同的科举情结。
结合前文的分析，很容易看出《明实录》科举史料的性格特质: 他们既是彰显“吾皇”英明伟大的素材，又是抒发史官们浓郁科举情结的途径之一，更是明代科举及其所处时代社会价值取向之虚实结合的写照。当然，这些性格特质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弥漫着政治态势的气息。
四、结语
在《明实录》实际编修群体中，科举出身者超过84. 38%，这对史书的编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经过多年的科举洗礼之后，他们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包括史学素养) ，这对于确保实录的编修质量具有积极的意义。
同时，科举灌输的儒家伦理思想，尤其是忠君思想也在他们意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加之实录体史书的性质诉求，二者共同促使史官们在书写科举时会努力凸显“吾皇”的英明伟大，《明实录》文本呈现的史相“皇帝是科举运行的主角、殿试及其相关事宜得以重点书写”即为例证。在这样的意识理念影响下，《明实录》文本中的科举就难免会同史实产生一定的距离，甚至有时会出现曲笔现象。另一方面，科举是绝大多数史官共同的人生经历，科举情结成为了他们的集体意识。正如后现代史学理论阐述那样，“无论他们(史家) 如何力求客观中立，都不可避免地会明确地或暗中地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伦理立场、政治倾向和审美偏好渗透在修史活动中。”同样，《明实录》实际编修群体在书写科举的过程中，也会有意或无意的抒发之于科举的赞美之情，文本中“科举是人物书写不厌其烦的素材”之史相可以说明这一点。此外蔡程程，政治态势也与《明实录》的科举书写密切相关，实录文本中建文科举史事的整体缺失就是朱棣帝系对“靖难之役”的态度使然。
当然，这绝不是说《明实录》书写的科举均为史官们虚构的幻像，毕竟相关制度和重要事件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但是在一些细节的叙述上仍存在不少虚构或拔高; 或者可以说，明十三朝实录对科举的书写是一副虚实相交的历史图景，他是史实、史官情感倾向、政治态势等诸多因素矛盾与张力的综合结果。至此，我们可以简要概括一下明代科举、实录文本中的科举、科举出身的史官情感倾向三者之间的关系: 明代科举是一种历史存在，他凭借文本转化为人类的历史记忆并传之后世，他是实录文本中科举的书写原型，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实录文本中科举的样态; 实录文本中的科举是史官之于科举历史的记忆与建构，并非完全是科举历史的真实写照; 作为历史存在的科举与实录文本中的科举必然存在某些距离，科举出身的史官情感倾向是造成二者距离的原因之一，而这种情感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史官们科举生涯形塑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对《明实录》科举史料的构造、性格、意图加以探讨，以期避免简单地从史料推导出史事的错误、避免掉进史官们挖置的“陷阱”，继之为进一步分析史实奠定基础。唯其如此，我们才可能更加准确地认识和解读明代科举。
【作者简介】刘小龙，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17 世纪中叶国家视域下的捐纳与社会研究”(17BZS051) 阶段成果。
Abstract：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China is a key content in A Chronicle of the Ming Dynasty，but the historical records in this work are not all historical facts; for example，the emperor played the dominant role in the operation of this examination，some historical facts were missing，and there were too many descriptions about some historical features．The causes of such defects were related to the writers and compilers of this work because more than 84. 38% of them were the winner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China．They spared no effort to write the emperors' wisdom and glory，and expressed their loyalty to the emperor by following the Confucian ethics．Their complex induced b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China haunted themselves all the time． Besides，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also influenced the writing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China by those historians．Thus，A Chronicle of the Ming Dynasty has both true and false information，a typical case revealing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 among the historical facts， the historical texts，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some historians．
Key words: A Chronicle of the Ming Dynasty; complex induced b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China; historical writing; intention for writing historical texts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文章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原因，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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