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晗

孟海公【陕西名家】石宝琇摄影作品赏析-津门网

【陕西名家】石宝琇摄影作品赏析-津门网
我生在西安，长在西安。西安的古老，并不完全被包裹在历史书中、博物馆里，它还散布在所有的存在之中。打从记事开始，我就天天和明代的郭，城墙，唐宫遗址厮混在一起。稍大些冰月格格，又见大雁塔、曲江池的寒窑、秦王陵。到了中学，便到汉长安城遗址内去“支援”农民收秋。而夏收则在汉文帝的霸陵原——即白鹿原上。几乎一出家门、校门、城门，就可以碰到古老的有名堂的东西。这应该是一种历史的大网，它无处不在、难以躲避，好像在西安的空气里都有浓郁的历史信息即日启程，漂浮着古代名人的身影。
西安人说事，也是三句话离不开古训和典故。在这种不经意的无形之中的熏染下，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得了“向后看”的习惯，只要眼发生什么事，就下意识地回顾历史“库房”里的“账目”，去找对应的材料，去解释现实。面对不论是美好还是丑恶、生动或陈腐的事物，都习惯追溯文化的渊源，也就是翻“老底子”，取刨根寻底。可能这就是西方政坛上“保守派”的作为吧。
后来，郑安仪逐渐进入了纪实性的报导摄影活动，便开始留意所有影像的历史价值，即照出的图片能否记录历史，能否传世？这几乎一直是我拍照的主题，有点“永恒”的意思。其实，陕西的胡武功、侯登科、李少童、邱晓明、焦景泉、潘利、李胜利、白涛他们的，在拍照方面也都是负了历史的包袱的。可见，西安和陕西历史存留的现实，所熏陶的是一群人，甚至几代人。
你看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障，曾经是一个穷得一无所有的放牛娃，但在玩耍时，常常自封为“天子”，独坐在高坡正中，而被他封为“文臣武将”的放牛娃们则跪拜在两侧。蒋介石也在私塾受启蒙时，不止一次做过这种当“皇上”的儿戏。而毛泽东更是于青少年时期也曾多次抒发过这类雄心壮志。最终，他们都如愿以偿。
而对于我，心胸就窄小很多，从小就只想到未去过的地方看看新鲜。于是终于当上了旅游杂志的记者。
我9岁时开始读“闲书”。因为父亲念过私塾东归英雄传，很传统建阳人才网，他把课本之外的所有读物都称作此号。但我还是在课余和家务之余偷偷地读了《水浒传》、《说岳全传》、《封神榜演义》等线装书。《三国志演义》当时还读不大懂；对《红楼梦》又不感兴趣，认为尽说些男女之爱又勾心斗角没多大意思。到了初中，胃口大了，开始接触大部头的外国文学，比如契可夫、果戈理、莫泊桑、屠格涅夫、普希金、大、小仲马、雨果的许多名著。尤其喜欢契可夫、莫泊桑、果戈理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和屠格涅夫带有浓厚旅行意味儿的笔记小说可疑的三兄弟。同时也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散文，比较喜欢唐宋八大家的文章。
到了“文革”当中，就只能读革命文字了。我认真通读《九评》、《毛泽东选集》四卷；也看了一些列宁、斯大林的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也看了一点儿。那时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崇拜得五体投地，时常用他们的观点，去批判我过去所读的所有中外文学经典。我在此阶段所读的革命书中，惟有鲁迅的书后来对我切实起到影响。鲁迅把忧国忧民之视点落实到透视和解剖“国民性”上，这应该是针砭穴位之举。
中国人最忧心的是明白，所以有句话说“人生识字忧愁始”。比如我在10岁时看《唐吉柯德》婺剧三请梨花，读到《长眠》一节时不解其意。问姐姐纪鸾英，才知道“长眠”就是死了。问奶奶“死是什么？”奶奶说就像灯灭了。问母亲，回答的是“睡过去再也不醒。”明白了死亡的意义，才知道人生有大限，于是接连作了好几夜的梦，梦见自己和很多人坐着一列长长的火车，从地球上开出去，飞入漆黑的宇宙。在对生命的混沌初醒时，看到西安城郊农村的残墙断壁，看到农民因饥饿而瑟缩在城门洞里。“凄凉”、“苦难”的感觉由然而生。于我，这可能就是悲剧意识和批判意识开始了无意识的萌动。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1960年，我10岁罗珊书法。
8年之后，从异常的动乱中挣脱出来，去上山下乡。在渭北山区的窑洞里住大炕；一年浑身的汗水滚下来，一个劳动日才挣1角2分钱。但对于中国农民最贫困的生活却有了切身体验。再两年之后民国小梦，又进大山，当了铁路上的采石工人，干得活儿更繁重，每天开山、炸石、搬石头，还时常有生命危险。但却由此对于重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有了透彻的感受。人生的阅历逐渐有了记录，再联系到读过的许多书，许多问题你不想也由不得你黑婧环。
陕西充满了历史，应该是一个大包袱。我理解这包袱不仅仅是负担，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存在时，能有一种厚重、深遂的借鉴。鉴是什么？就是镜子。所谓的陕西群体，就是扛着历史的包袱，持着写史的态度，进入纪实摄影这面“镜子”的一群志同道合者。
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随着中国文学、美术界对近代历史的反思水浒新传，陕西的诸位开始在初涉摄影时把目光集中在百姓现实生活的常态上。因为照相不能再现历史奈落之花，所以他们特别珍贵眼前的真实。他们心里特别明白，任何眼前的事物，都是历史的活标本。
当时的一切是自然发生的。在西安有胡武功、潘科、焦景泉等，在宝鸡有邱晓明、李胜利高原三星，白涛和我，以及后来的冯晓伟等人。侯登科虽然当时在临潼，但经常在西安、宝鸡活动，尤其在宝鸡的时间多一些。而我和登科、李胜利、白涛都是干铁路的，又都以李少童为师长，所以又形成了一个铁路圈子。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胡武功、侯登科、潘科、焦景泉、钟克昌等人倡办《西北风》展览和《摄影美学》研讨会，还在《现代摄影》杂志《人民摄影》报也不间断地大篇幅刊登陕西纪实圈子的评论和作品，促成陕西群体迅速成形，并且凝聚成一支在中国摄影圈内形象鲜明乌桕蜜，赋有批判精神的方面军。然后又发动了《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展，更凸显出陕西群体历史的使命感。
这个阶段，既1985年至1989年之间，是陕西群体表现最生动的时期。
我曾在2006年夏天胡武功的一次《关中父老》的个展中发言，表述了我对“西北风”的理解：“眼下国学的光复开始时髦，而《四书五经》则是国学的典籍。我也乘此机会说说曾经读过的《诗经》。它主要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雅’,是阳春的雪的啍啍唧唧；‘颂’,是对有权有势者的包装和吹棒；‘风’又是什么？它就像陕北民歌里的‘酸曲儿’，就是男女之间调情时唱出的心声。真正的意义的风不是空气在流动，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风’，即异性互相追求时传播的一种信息。而对于西北风来说，就是黄土地的风，百姓的风，一切存在于民间的充满人性的最真实的风”。
在我和侯登科初交的那几年，他时常掏出写满孔孟语录的小本本，一段段地念给我听。他是在用圣贤的主张规范我，因为我当时的思想比较不群。的确，“仁爱”一直是陕西群体人文意识的内核孟海公，当初我们对观众百姓生活的关注，对人性的关注武斗乾坤，应该基于此。我和侯登科、李胜利、白涛共同的是老师李少童，他曾在1981年带着我们铁路群体拍宝城铁路遭遇特大洪灾时，就一再强调“要把镜头对准人，对准人和人的关系”。而基督教的“博爱”对于这群很少接触洋教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虽然它们二者应该是遥相呼应的一对“恒星”。再看近年中国领导人推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治国新策，也都与儒家主张“仁”的哲学思想有着传承关系。
俱往矣，一切欢乐和不愉快都已经过去，要从头收拾、整合这个自由自在的学术性的群体，并没有人事上的纠纷和缠绕，只要去操作就是。仅从这一点，可见陕西人的远谋和老道。
不成立谢祥军，就永远不散伙。
不以为生，哪里有死？
什么是陕西群体的优势呢？
一是文史优势。即“关中自古帝王都”丰厚的文化传承；二是出身优势。成员几乎青一色的“文革”红卫兵加“知青”，具有较强的反思历史的冲动；而且都是平民出身，在面对农民、工人、市民拍照片时，能设身处地地感悟他们情绪的细节；三是学识优势。几乎每一位成员都比较认真地读了决不在少数的中外书籍，且都喜欢写作；四是群体作战能力强，还耐苦勤力；五是长于思考，总是在充分谋略、筹划之后，才见诸于行动。我曾总结过一句话为此特点写照：“逃跑的路瞅准了，才吹响冲锋号哩！”
此文摘录于陈小波对石宝琇的访谈

伟人遗像 2012年1月 张家界

士兵和民女 2012年12月 西安美术学院

同感 2013年1月 西安美术学院

东南城角 2012年2月 西安城墙外

镀金 2016年3月 陕西临潼

2011年6月 西安

大门 2012年12月摄于香港华兰路 石宝琇

城墙下 2014年2月 米脂老城

迟滞 2011年8月 西安东门外

狂歌 2012年11月 西安小南门外

聚会 2011年7月 甘肃临夏

历史人物 2012年10月 陕西横山

讲座 2012年7月 西安大唐芙蓉园

歌手 2015年5月 西安“真相沙龙”

酣睡 2015年7月 三亚湾

贵妃出浴 2013年3月摄于陕西临潼华清池御温泉 石宝琇

女人 2016年8月 华县罗敷镇

拍摄者 2015年7月 三亚湾

人影影 2012年9月 北京西站

大白鸽 2015年12月摄于渭南

石宝琇，1950年出生于西安。文革中当过“红卫兵”和“知青”。从宝鸡农村出来后到铁路采石场搬石头。随即一路辗转，终于回到西安铁路局文联担任职业摄影师。曾任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采编部主任及《华夏人文地理》杂志编辑。陕西民间纪实摄影发起人、策展人之一。曾经和胡武功一起策划、编辑《中国民间体育》画册；单独策划、编辑《图说春秋—五个人的六十年》大型画册；主编张韬著作《华县皮影档案》图文书。本人著作有《图说36年》、《时代形象·石宝琇》、《唐蕃古道》、《乡村故事》、《追溯无定河》等画册、图文书。
本人的拍照基本采取“不干涉主义”；
遵守一个法则：只有把照相机暗对自己良心，镜头才能明对人性和真实；
遵守一个信条：必须把逃跑路线确定之后，才能吹响冲锋号。